牛凤瑞：行政区划增加京津冀一体化成本

京津冀的不同逻辑

《21世纪》：首都经济圈推进很慢，河北现在急于推进环首都经济圈战略，规划了“十三县一圈四区六基地”。而您曾说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北京周边的这些地区的城市化，呈现的状态有点过于“急进”，这个怎么理解？

牛凤瑞：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还处于一个进程中，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它的客观进程。但是中国属于城乡二元体制，各个区域由于各自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造成一些局部地区的率先发展，计划效应特别强烈。相应的，像北京周边形成了这种比较强烈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其实是和行政区划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应该说我们都很着急要把它改变，中央、河北都很着急。当然，北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它在这一区域处于主导地位。天津看待北京是一种仰视，也不敢和北京叫板。而实际上，河北则是天津和北京的农村。

改革开放以后，整体的城市化在加速，但是中国整体的城市集化效应过程还没有过去，或者刚处于一种转型阶段。北京和天津作为两个超大城市，本身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尽管说相对窄小，但是还没完全填满，还没有达到规模效应外溢的阶段。所以，河北省今天才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有时候经济学家的理念，跟企业家是不一样的，而企业家跟政治家又是不一样的，他们各有各的逻辑。全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大概是三年，每年有大量企业在产生，同时也有大量企业在倒闭、转产。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布点的逻辑只是想尽快收回它的投资回报，至于说三五年以后还要不要在这待，这不是它考虑的问题，这是企业家的逻辑。而经济学家就希望搞了一次“退二进三”最好不要搞二次三次。对于政治家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要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增加地方的税收和就业机会，那么我就可以忍受，这是他们的逻辑。其实这三者在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结合点在哪，恐怕也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在我看，京津冀关系实际就是这样。

《21世纪》：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也谈了很多年。

牛凤瑞：可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谈不下来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有时候有些经济学家想得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每一个省区的发展空间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这样它在资源配置、整合方面本身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和手段。河北省人口有7000多万，世界上人口超过7000万的国家大概不会超过20个，而北京、天津、河北加起来，那就是1亿人口的规模。

现在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时候我们把概念给搞混了。像环渤海本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经济区的概念，因为东北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区的联系非常小，而山东和河北、辽宁的联系也不算多。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自成一体的，这是中国的特点，大国经济的特点就在于此。有时候我们用西方国家或者传统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这种状况，好像老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什么原因，逻辑起点错了。

河北省城镇化率可能还低于全国水平，但城市发展问题着急是不行的。面对极化效应最强的两大超级城市，可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河北省的要素、资源向这两大城市聚集，可能还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北京、天津的聚集效应外溢进入了转折阶段，北京的土地价格越来越贵，工资水平也越来越高，城市经营成本越来越高。

《21世纪》：有关“环京津贫困带”的话题人们议论很久了，这是怎么形成的？

牛凤瑞：这背后是过去计划经济造成的行政配置资源的错配。比方说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等，都是河北省出人出资建的，但是建好之后都划给北京和天津管了。水资源的供给长期基本上是无偿的，而且上游的水源保护区又限制建厂，生态补偿也仅仅是最近几年才提到日程上的。

像这种生态水源涵养区，应该首先是生态移民问题，而不像现在给钱扶贫的问题。扶贫的话就得一直扶持，而且是个无底洞，只有生态移民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大量农村人口要进城，如果城市化进程和生态移民能配套起来就好了，既然都是进城，那给点优惠政策不就完了吗？

《21世纪》：但是环京津中小城市也没有发展起来。

牛凤瑞：改革开放以后，河北省周围的这些中小城市公共财政都比较弱。特别是廊坊地区，那时候河北省是把它作为“地主”来对待的，它每年是要向上进贡的。像我家乡固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要上缴财政收入几百万，这几百万对一个小县来说是了不起的负担。大兴要比固安富得多，而归入北京的大兴，每年从北京市得到的财政补贴都有几千万，这里外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区域性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就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你刚才说的环京津贫困带就这么出来的。河北的承德、张家口地区修了水库之后进行移民，从原来的鱼米之乡跑到山头去了，而水库造成的好处被人通过国家的名义拿走了，包袱甩给河北省，而且这个包袱背起来多少年都卸不掉，可能会越背越沉。

环首都经济圈规划要市场化

《21世纪》：环首都经济圈和北京、天津这两个地区关系还是非常强的。

牛凤瑞：因为北京要向外辐射的话，成本最低、文化也最为接近的还是它周边地区。这样的话，特别是一小时城市圈的解决，如果不堵车的话，和它市区是一样的。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规划提出休闲、养老等定位，实际上休闲、养老应该都是商业行为，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式的思维，希望需要多少就供给多少，或者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用这种方式解决社会的一般供求关系是不灵的，计划再详细、再科学，解决不了供求关系的瞬息万变。

《21世纪》：那这么说，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规划这些定位就很难做到了。

牛凤瑞：从可操作性角度讲，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从固安到北京市的年轻人很多应该是正常的，而有可能再过几十年从北京到固安的人变多。我侄子就在固安老家买的房子，夫妇俩在北京打工周末回去，现在公路收费，要不收费从城南回固安可能比回城北的家要方便多了。正因为有了行政区划，所以增加了一体化的成本。

当时我们做京津唐国土规划，过去计划经济叫生产力布局，实际这也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变种，现在很多地方的规划也基本属于这种思路。我认为，规划是导向性的，有些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引导，但更多的不应该这样，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