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50重点城中村城乡一体化谋篇布局已启动
来源：京华时报
大城市飞速发展，土地和资源愈发稀缺。于是，城市的“脚”往农村阔步，人口涌向城乡接合部。矛盾错综复杂，发展难以持续，城乡接合部陷入困局。
北京如同奔跑前进中的运动员，而唐家岭、北坞村、大望京村、旧宫、衙门口等50个城中村，如同一道道小伤口，分布在运动员身体各处。如不防治，一旦某天伤口发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原本强壮的运动员也会跑不快、跑不动。
摊开北京地图，50个重点村，分布在9个区，涉及73个行政村133个自然村，面积相当于东城、西城两区之和！在这些城中村里，违建泛滥，污水横流，流动人口严重倒挂，社会治安混乱，安全隐患一触即发。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领导的市委市政府出台这一决策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重点村改造，由此拉开帷幕。
谈困难
城乡接合部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一些农民转居后没有岗位的问题。如果不能就业，那农民转居就没有大的意义了。因此，北京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规划没有变，但还是要适当发展实体经济，服务业也应搞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增加就业岗位数量。
谈思路
城市建设、服务与管理要向城乡接合部延伸，把城乡接合部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全盘考虑，突出重点，加快推进。要认真研究、规划产业发展问题，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和符合首都经济发展方向的二、三产业，不断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最著名“蚁穴”变脸
6月的北京，蓝天白云多了起来，位于西北五环外的海淀区唐家岭村上风上水，这里的天色似乎更蓝。在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蚁族村”里，如今，“握手楼”、“贴面楼”和垃圾满地的场景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正在修建的绿地。
不远处，18栋楼房拔地而起，这里是唐家岭村村民的安置房。小区内，还将建一所幼儿园和小学。
唐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屈富是旧村改造的带头人，站在唐家岭村综合改造总指挥部的大厅里，他指着村规划模型，微笑着描述唐家岭村民未来的生活图景，“还有一片规划成唐家岭休闲文化广场了，这里是产业功能区，功能区内建10万平米的租赁房对外出租，以后村民作为股份代表参与分红。”
改造前的唐家岭往事，却是不堪回首。2010年初，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出版，掀起轩然大波，这本书让唐家岭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蚁穴”，那些聚居于此的“蚁族”，频繁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彼时的唐家岭，屈富记忆犹新：村里犹如一个混乱的集镇，十多条公交线路穿村而过，无数小门脸充斥在狭窄的道路左右，违章建筑“肩并肩手握手”。道路、下水管线严重老化，地面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村中的租户鱼龙混杂，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有时候一天就要发生好几十起。
屈富说，2010年启动改造前，唐家岭村流动人口达5万人，而常住人口仅3000人，成为严重的“倒挂村”，村里人的收入，主要靠盖违建房出租。
唐家岭只有一个，生态环境如唐家岭一般的村，在北京却远不止一个。
北皋村、姚家园、十八里店、龙爪树、夏家胡同、槐房村、旧宫一村、吴家村、肖家河、北苑村、东三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些人口庞杂、秩序混乱的村庄，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合围，给城市发展打上了一个个结。
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大望京村，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据村民介绍，上世纪90年代起，五环路等工程相继征用了村里的农田，村民不再种地，家家盖房发展起了“瓦片经济”，违章建筑“伸胳膊长腿”地往外走，住的人越来越多，马路却越来越窄，垃圾随处可见。
位于海淀区四季青镇的北坞村，生态环境与大望京村如出一辙。
2009年2月，《中国土地》记者探访该村后写道：几处堆积建筑材料的场地，在两米多宽、只容得一辆三轮车进出的小街的一侧，工人们还在搭建新的房屋。现在村里打扫公共卫生的人员已经是原先的三倍，仍嫌不够。
村里到处是低矮杂乱的院落，招租求租的小广告随处可见。在这里，几乎每户村民都有房子租给外来人口。除了少数人在村里临街的铺面开店，大部分租客都是在京的外来打工者。据当地人说，全村共有67条村路，一半以上被违章建筑堵成了羊肠小道，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都进不去。
同样的隐患，威胁着北京城乡接合部50个村。这50个村分布在9个区，涉及73个行政村133个自然村，面积相当于东城、西城两区之和，户籍人口21.4万，流动人口则超过百万。
50村改造写入十二五规划
50村改造写入十二五规划
涉及百万人口的动迁，改变绝非源于一时一念。早在2004年，北京针对城乡一体化的谋篇布局已经启动。
2007年5月17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三次提到统筹城乡发展。
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首都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工作还非常繁重。”
在规划“十一五”时，刘淇提出：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初步形成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积极解决绿化隔离地区、城乡接合部地区的“三农”问题。
真正付诸大刀阔斧的行动，始于2009年。
2009年1月后，北京市政府组成了重点村改造政策、规划、人口产业经济发展三个研究小组，积极组织调研，制定方案。
与此同时，由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带队，市政府工作人员数次深入北坞村进行系列专题调研，了解城市规划、房屋土地、人口结构、产业格局、就业形势、治安环境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相关政策，并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建议，研究制定具体政策。
越是深入，改造的迫切感就越发深切。
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城乡接合部问题。数万字的调研报告，50分钟的影像资料，对全市近千平方公里城乡接合部进行了全景扫描。中心城内的接合部面积约753平方公里，普遍存在违建严重、安全隐患突出、环境卫生恶化、交通秩序杂乱、基础设施不足、治安隐患严重等六大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下决心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对这些区域整体建设改造城市化，使这里的群众全部妥善安置，外来人口合理安排，区域产业健康发展，绿色空间同步实现。之后再逐步拓展到全市227个村庄。
随后，北京把城乡接合部城市化建设写入了“十二五”规划，把城乡接合部确定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先行示范区，计划到2015年基本完成改造，50个重点村作为先导首先完成。
大望京的整村动迁“奇迹”
2010年2月26日，北京冬天的寒意还未退去。这一天，在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造历史上意义非凡。
当天，北京市召开城乡接合部建设动员大会，正式启动50个重点村的建设改造。北五环的北京会议中心，各区县、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一早就赶到了会场，为重点村改造会商。
大会上，市委书记刘淇动员干部时很是动情，他说，当前全市发展中问题最大、矛盾最多、各方面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城乡接合部建设问题。这里的群众受城乡二元体制所困，既没有享受到城市发展的好处，也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实惠。这一地区不仅治安案件多发，而且在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刘淇如是说。由此，一场波澜壮阔的重点村改造行动，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拉开帷幕。
然而，50个重点村同时改造，工程任务艰巨，各种利益错综复杂，怎么改？有无经验可循？
事实上，为让重点村改造不再“摸着石头过河”，早在2009年初，市委市政府就已选定海淀区北坞村作为城乡接合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第一个试点村。
一年间，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郭金龙率30多个部门，先后六次深入北坞实地调研，与区里干部交流，与群众座谈，三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通过“解剖麻雀”，探求破解城乡接合部发展难题。
经过前后19次修改，《北坞村拆迁腾退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获得全票通过。
北坞村就此探索出了宅基地腾退上楼、地上物拆迁补偿、拆迁建设同步、就地城市化的建设模式。
2009年夏天，市委市政府又将朝阳区大望京村作为城乡接合部建设的第二个试点村。与北坞村不同，大望京村探索出了一条异地搬迁建设模式：村子搬迁腾退后，土地进入土地储备中心进行交易，然后通过土地储备进行贷款融资，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在短短28天内，大望京村1692户村民全部自愿搬迁，没出现一个钉子户，没发生一起上访。这被刘淇书记称为整村农民动迁史上的“奇迹”。
村民王嘉生说，腾退补偿安置方案中，可以要钱也可以要房，村民相对能接受。王嘉生的院子在村里是中等规模。如果要钱补偿款400多万；如果要房，按“每人限购50平方米，4500元/平方米”计算，他一家八口能得到5套房，另加近百万补偿，提前搬迁还有“配合费”。
拆迁完成庆功书记痛哭一场
拆迁完成庆功书记痛哭一场
重点村村情各异，矛盾纷繁芜杂。有经验可借鉴，却并非可简单复制。
2010年5月9日，唐家岭村宅基地搬迁腾退工作正式启动。城管、公安、律师、会计、评估、政府工作人员等10多个小组进驻唐家岭村，开始入户劝说，但遇到的困难仍是难以预料。
村支书屈富回忆说，工作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腾退改造”的一封信送给村民，然而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锁上了门，“不开门，也不应答，刚开始信送都送不出去”。
屈富是村支书，也是腾退户之一，他开始用自己的经历苦口婆心地劝说。“腾退方案这部分家庭同意了，另一部分人又不同意”，他说，光修改腾退补偿方案就将近20次，每次修改之后，会计又得重新算账。
“各家各户房子数量都不一样，宅基地大小也不一致。”屈富回忆说，曾经有一个方案，2楼以上的房屋，按照每平米800元补偿，结果加盖楼层少的家庭坚决反对。
经历了10多次修改和协商，唐家岭村最终选择了按户头补偿的方式，不管宅基地大小，每家补偿20万元，回迁楼房面积则按照宅基地面积置换，屈富说，“你家有800平方米的宅基地，就置换800平方米的新楼房给你”。
70%以上的村民同意了这一方案，但少量村民天天找支书“骂人”。
在唐家岭村腾退结束后的庆功会上，屈富大哭了一场，欢喜与委屈交织在一起，他说，每家每户的利益不一样，总有人去找他“多要房或多要钱”，几句话不对就开始骂人，“不管怎么骂，都听着，耐心地劝说”。
不过，让屈富和工作人员感到欣慰的是，最终村民几乎都签订了腾退协议书，“一点矛盾都没有不可能，但拆迁过程中没有发生人身伤害，腾退期间没有过激行为”。
2010年12月18日，唐家岭地区1153个旧村宅基地院落全部完成腾退，比预定日期提前12天。
其他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工程，也如唐家岭，天天交织着各方的利益博弈。
一团团乱麻，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执着和坚持下，终究得到百姓支持，矛盾慢慢化解开来。
产权制度改革村民坐拥“四金”
如今的京旺家园，一到傍晚凉快时，总有老人搬出个小板凳，坐到小区里聊聊天。大望京村拆迁前，同村人串门是走村串巷，如今串门也要上楼了。一个社区里的街坊都彼此熟识，京旺家园更像个大家庭。
与刚领到拆迁款时的一夜暴富、全村一年添600多辆车相比，京旺家园的业主们如今“沉”下来了，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有了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多数人有了工作，还有村里集体资产的股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感觉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唐家岭村也平静下来了。村支书屈富说，改革后，除了拿工资外，村里集体产业用地的收入，将按照股份分红，此外还发社会保障金；分得的4套回迁房，可以出租两套收租金，生活无忧。村民的就业方面，新社区物业将安排100至200人，村里的蔬菜大棚基地又能安排几百人。
只有村民未来的收益和就业得到保障，后顾之忧才能解除。如今这一切，均源于市委市政府两年前高瞻远瞩的决策与谋定而动的决心。2010年7月，市政府作出了整建制农转居的重要决策，探索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变市民、带着资产进城，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是基础和前提，50个重点村的建设中同步推进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市农委副主任陈涛当时表示，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大获益者是农民，他们将拥有薪金、股金、保障金和租金“四金”。
今年3月，北京50个重点村旧村拆除工作基本完成。北京市委常委牛有成在城乡接合部建设总结表彰大会上说，这50个村全部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已有37个完成。整建制农转居工作也已启动，13个村已经实现。
牛有成说，重点村建设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法律赋予的财产权，让农民有合理的财产补偿。以超转人员为例，有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有人均25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款，每月能领到1200多元的保障金，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80%以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年还有股东分红。
由此，一个个旧村庄，将由一座座新社区取代。村民们正憧憬着新市民的新生活。
房交会规模缩水开发商信心动摇
房交会规模缩水开发商信心动摇
长沙楼市的持续低迷和开发商信心的动摇，正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
近期，长沙市组织了一次100家开发商主要负责人参与的房地产业座谈会，长沙市市长、主管房地产行业的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及市政府办公厅、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城乡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地税局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悉数出席。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同类会议史无前例。
尽管长沙政府官员在会上的表态谨慎，但此次会议仍被一些开发商理解为政府出手救市之前的酝酿之举。
此前，一向被视为楼市风向标的长沙房交会惨淡落幕。
“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小的一届房交会。”一位长沙业内人士表示，大牌房企缺位、二手房中介集体缺席的此次长沙春季房交会，传递出了一个信号：买卖双方博弈的僵局远未打破，如不加强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和科学引导，尽快恢复市民的购房信心，长沙楼市危险时刻或正在来临。
楼市迎来危急时刻?
近年来，每年两届的房交会一直被视为长沙楼市的风向标。相比上届秋交会的57家开发商、74个楼盘，去年春交会的36家开发商、43个楼盘，2010年春交会的70多家开发商、96个楼盘，本届长沙春交会规模明显缩水。参展的21家开发商、31个楼盘，除了4家外来品牌房企外，基本上以本地开发商为主，且多年来首次出现了展商不满一层的现象。
“很明显，本届长沙春交会可以用一个‘冷’字来形容。”已参加过不下5届长沙房交会的某参展开发商说，尽管其在展会现场动用了各种吸引眼球的手段，但真正具有购房意向的观众少之又少。
记者发现，在本届长沙房交会上，高档盘、大盘难觅踪影，中心城区楼盘也集体缺席，参展楼盘大多为主打80~120平方米中小户型的近郊楼盘。虽然房价大幅跳水的现象并未出现，但还是有楼盘打出了“一次性付款3988元/平方米”的低价攻势。
而在上述开发商看来，导致这一状况的客观因素是长沙楼市的持续低迷。
“基于当前长沙楼市的极度困境，我们本来打算不举办此次春交会，但市领导说，每年两届的房交会突然不举办了，会让各界更加坚定地认为长沙楼市出了问题。”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坦言。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长沙市新建商品房累计批准预售224.34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4.43%;累计销售备案257.6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1.43%。截至3月底，长沙市商品房空置面积582.9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的空置面积为246.01万平方米，占整个空置面积的42%。
